文房清玩重器:竹刻笔筒意深韵浓

竹刻笔筒是传统文房清玩中的重器，不光是文人雅士所青睐的文房用品，更主要的是笔筒身上所蕴涵着的文化意韵。清代扬州竹雕大家潘西风曾在笔筒上以隶书刻款曰：“虚其心，坚其节，供我文房，与共朝夕。”对此，郑板桥大为赞赏，称其为金陵派第一人，并吟诗颂之：“试看潘郎精刻竹，胸中万卷待如何？”由此可见笔筒的深邃内涵。

艺术流派精彩纷呈
　　笔筒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，据说远可追溯至1500多年前的东晋。据史书记载，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自用的一件斑竹笔筒，十分精致典雅，外形酷似古人用于盛酒的一种圆形壶，竹器表面斑纹就像是裘皮，王献之甚是喜爱，称其为“裘钟”。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，此笔筒上没有人为的雕刻工艺，仅仅是一种书写作画的实用器而已。
　　在我国古代，笔筒的兴盛期当属明清两代，其材质除了我们常见的紫檀、黄花梨、红木、黄杨木和牙雕等之外，主要还是以竹子雕刻的为多。特别是明代，由于江南地区多产竹子之故，因而出现了众多的竹雕艺术流派，其中尤数嘉定派、浙江派、金陵派为最，至今仍声名远播。此外，徽州的徽派等也名家辈出。这些流派各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，其制作的笔筒不仅雕工精细、意境隽永，而且还极具民俗特色，为我国的工艺美术竹雕艺苑添上了灿烂的一笔。

大师杰作颇为抢手
　　这里举几个较为知名的艺术流派，如嘉定三朱的“深刀刻法”，浙派留青圣手张希黄的“留青竹刻”，金陵派濮澄(即濮仲谦)的“竹茎雕”技法，潘西风的“浅刻”工艺，徽派吴元满、李希乔、方浩等“书法入竹”风格等等。
　　其次还有福建上杭、四川江安、湖南邵阳、浙江黄蓉等地的竹贴簧工艺，都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物质与艺术财富。如今人们还能在收藏者或博物馆里见到他们的作品，如嘉定三朱的“松鹤图”笔筒、“归去来兮图”笔筒、“仕女图”笔筒；张希黄的“山水阁楼”笔筒；尚勋的“竹林七贤”笔筒；濮澄的“八仙过海”笔筒；潘西风的“梅花”笔筒等等。这些传世珍品，有的以山水风景为主，有的以人物故事为题，有的则两者兼有，极富诗情画意，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。如今，他们的作品大都相当抢手，是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香港苏富比、佳士得、北京瀚海、中国嘉德、上海朵云轩等各大拍卖公司纷纷推出他们的作品，都取得了较高的成交率。

名家笔筒各具特色
　　竹刻笔筒不仅用材讲究，而且在雕刻技法上，也由于各人的文化修养和对艺术认知程度的不同而各具特色。
　　上述的三朱即各有所长。三朱，即朱鹤、朱缨和朱稚征，为明代杰出的竹刻雕领衔人物，特别是朱鹤，既会诗文，又精篆刻，他的竹雕与一般刻家所不同的是，他不是简单地在竹材上刻一支竹或一棵树，而是把自己所需要的画面刻划得栩栩如生。比如，《松鹤图》笔筒上满刻虬枝老松，仙鹤闲庭散步，似在喁喁细语，呈现出一片悠闲恬静的场景。
　　其次如清康熙年间的竹雕大师吴之璠。此人不仅极善圆雕，且更擅长浮雕。他师承“三朱”，所雕的作品层次分明，立体感极强，为“薄地阳纹”技法的创始人。吴之璠作品颇丰，流传至今的多为笔筒，如“荷杖僧人”笔筒、“滚马”笔筒、“松溪浴马”笔筒等，无不超凡脱俗，精致之极。
　　而作为竹雕刻门类中以“贴簧”(或称竹簧、翻簧)制成的笔筒，则较之其他竹刻笔筒的工艺要复杂得多，因它是取竹内壁之黄色表层，并将其翻转过来贴在木胎上，然后进行雕饰的，故而就更为精美珍贵。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张希黄以“去地阳雕”留青技法雕刻的“山水楼阁”笔筒。留青竹刻工艺有“全留青”、“部分留青”之分，其画面内容多为鱼虫花鸟、山水人物，视拥有者喜好而定。此山水楼阁竹笔筒系张希黄留青竹刻的代表作。作者采用“去地阳雕”的手法，在笔筒表面施以绘画般的布局和雕刻，近处的山树楼阁，远处的起伏群山，均雕刻得极具层次感，且刀法娴熟，犹如一幅山水画。同《松鹤图》笔筒相比，其又是另一番意境，给人一种赏画般的艺术享受。